第(1/3)页

    闯贼伏法，朝廷上下顿时陷入了一片欢腾之中。

    困扰西北、中原十余年的巨寇授首，无疑是给江河日暮的大明朝打了一针兴奋剂。

    官员们的奏疏一封接一封往皇宫里送，几乎要将朱由检的御案淹没。

    这些奏疏中极尽吹捧之能事，盛赞皇帝“英明神武、天威浩荡”，简直堪比太祖、成祖皇帝在世。

    众人纷纷断言，肃清流寇指日可待，大明中兴在望！

    在这般高强度的吹捧下，朱由检那常年阴沉的脸上，也难得地露出了些许晴光，连带着去后宫的次数也多了起来。

    然而，在这片十分和谐的报喜声中，却有几封奏疏显得格外刺眼，惹人注目。

    为首者，正是深得帝心的杨阁部。

    当初得知洪承畴生擒高迎祥的消息时，只有杨嗣昌无比烦躁。

    这姓洪的可真有本事，自己千防万防，没想到还是被他钻了空子，立下了如此大功。

    要是真让洪承畴一己之力剿灭了流贼，那以他的功劳，必定会被调来京师，说不定还要入阁。

    杨嗣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杀父仇人更进一步的，于是他打算给洪承畴上上眼药，将其拦在中枢之外。

    他的奏疏写得极有技巧，深谙官场笔法。

    他先是来了个欲抑先扬，开篇便对洪承畴和孙传庭的功劳大加肯定，称其“调度有方、忠勇可嘉”。

    随后，杨嗣昌更是将高帽扣在朱由检头上，声称能剿灭贼寇“全赖陛下天威浩荡，圣虑深远，方能成此戡乱定鼎之功”。

    将皇帝捧舒坦后，杨嗣昌笔锋悄然一转，亮出了真正的刀子。

    他先是来了一招上纲上线，把问题放到了纲纪与皇权的层面：

    “.洪督师此番虽立奇功，但其中却有值得思虑之处。”

    “陛下明鉴，此前已有明旨，责令洪督师专事西北边务及陕豫门户；中原剿抚事宜，悉数交由六省总理熊文灿统筹。”

    “此乃陛下为统一事权、避免掣肘之意。”

    “洪承畴身为督师，自当恪尽职守，谨遵皇命；可他竟舍本职于不顾，越权调兵，行险设伏。”

    “虽然最后生擒元恶，但其行径，实乃违逆前旨，无视中枢调度。”

    “古语有云‘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’，此虽为应变权宜，但若人人皆以‘权宜’为名，行抗旨之实，则朝廷威仪何在？”

    “今日因功可违旨，他日是否亦可因利而抗命？”

    “倘若各地巡抚、总兵争相效仿，视中枢如无物，那纲纪法度何在？陛下天威何存？”

    “此实关乎国本，臣不得不坦诚直言！”

    杨嗣昌绝口不提与洪承畴的私人恩怨，句句都是从维护皇权，确保政令、军令统一的角度出发。

    他深知，经历过袁崇焕等事的皇帝，对于督师擅权、臣子不遵号令之事十分敏感，深恶痛绝。

    这一番说辞下来，果然让原本还沉浸在喜悦中的崇祯眉头一拧，脸色也跟着沉了下来。

    但这还不算完。

    杨嗣昌接着又在奏疏中玩起了偷换概念的把戏，想要稀释和分润洪承畴的功劳。

    他在奏疏中如此写道：

    “.细思之下，洪督师能生擒闯贼，未必没有前线招抚之功。”

    “正因为熊总理在前线广布仁德、力行招抚之策，才使得献贼、曹贼等巨寇首鼠两端、犹豫不决，未能与闯贼合力同心。”

    “因此，孙巡抚才得以集中精锐，设伏于紫荆关。”

    “此乃剿抚结合的明证，由此可见陛下当初设立督、理二臣之深意，果然是高瞻远瞩。”

    杨嗣昌的意思很明确，他指出了洪承畴的成功，是建立在熊文灿营造的有利态势之上。

    如此，就能将洪承畴的功劳与整个大局重新绑定，强行分一杯羹。

    与杨嗣昌的绵里藏针不同，其他几位言官御史的奏疏则更为激烈。

    他们毫不留情，直接弹劾洪承畴不听节制、跋扈擅权、视陛下旨意如无物，要求皇帝严厉惩处，以正视听。

    看过这几封奏疏后，朱由检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里。

    杨嗣昌的话，在他听来不无道理。

    洪承畴有抗旨不尊之嫌，确实触犯了朱由检的大忌。

    这种行为要是放在平时，他定然要严厉处置，以儆效尤。

    但话又说回来，洪承畴和孙传庭毕竟是实打实地灭了闯军，而且还将贼酋生擒活捉，这是无可否认的大功。

    要知道，在各地官员的奏报中，闯军可是时不时就被重创、歼灭，而高迎祥少说也“死”了有七八回。

    唯独这一次，是真正的生擒活捉，做不得假。

    经过反复权衡，朱由检还是决定不加申饬、不作处罚，毕竟人家刚刚立了大功，不能让前线将士灰心。

    对于直接指挥作战的孙传庭，他下旨将其官阶提升一级，加俸禄，享受从三品大员的待遇；

    而对洪承畴，则是加太子太保的头衔，官居一品，以体现对其统筹之功的肯定。

    然而在圣旨的最后，崇祯笔锋一转，轻描淡写的加了一句：

    “命孙传庭部即日调返陕西，镇守潼关一线，轻易不得前出浪战。”

    这道旨意看似是十分寻常的防务调整，但实则却是一石二鸟。

    将刚刚立下大功、锋芒毕露的孙传庭调离后方，避免其与洪承畴过于紧密，形成同党；

    同时，也能将洪承畴赖以建功的秦兵剥离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就相当于剪除了洪承畴的羽翼，避免他再度发起大规模行动。

    明升暗降，分而治之。

    虽然立下了大功，但洪承畴的兵权却再次被削弱，他也只能止步于此，无法再有作为。

    而就在同一时间，杨嗣昌也在自家的书房里，就着烛光奋笔疾书。

    他要赶紧通知熊文灿，让他火速行动，或剿或俘、必须迅速解决剩下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两部。

    他在信中如此写道：

    “太蒙兄台鉴，闯逆授首，朝野欢动，此诚可喜。”

    “闯贼虽除，可献、曹二酋犹在，中原大局未定，切不可有片刻懈怠！”

    “或抚或剿，须当机立断，不可迁延日久，再生变故。”

    “切记，万万不可令洪氏独美于前，剿抚之功，理当有兄半分，则中枢之位可图.”

    熊文灿之所以能坐上总理的位置，正是源于杨嗣昌的力荐。

    而中间搭桥牵线的，则是礼部右侍郎姚明恭。

    这姚明恭与杨嗣昌同为湖广老乡，在朝堂上皆以“无党无派”自居，因此两人关系匪浅。

    而熊文灿正是姚明恭的儿女亲家。

    正是因为有这层关系在，所以熊文灿才得以进入了杨嗣昌的视野当中。

    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无党无派之人，身处高位，自然会有各种关系攀附而来。
    第(1/3)页